齐鲁英烈（45）杰出的妇女楷模
时间: 2025-04-18 16:08:59 | 作者: 问鼎官方网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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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是反动军阀韩复榘统治山东革命极其残酷的一年。四月五日拂晓，济南市上空阴云重重，有二十二名人被解往纬八路刑场。其中一位女，目光炯炯地逼视着刽子手。一个全副武装的行刑队长走到她面前，眨着阴险的眼睛刁滑地说：“现在只要你说出的秘密，便可获得自由!”威严的女怒视着他，果断地回答：“宁可牺牲，决不屈节!”敌人仍不知趣，继续威逼。女昂头冷笑，大声地嘲弄敌人说：“半年了，你们费了不少心机，你们想知道的，什么也没得到，可见你们是孬种!而我，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子，只凭着对党的一片诚心，就把你们一套套的阴谋诡计戳穿了，说明我是胜利了。我引为骄傲，真叫我笑煞你们这帮可怜虫!”敌人非常尴尬，气急败坏地发出了开枪命令。刚强的女用尽平生力气，振臂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万岁!”“中国万岁!”……她从容就义了，时年三十七岁。这位女，就是杰出的妇女楷模、员郭隆真。
郭隆真，原名郭淑善，曾用名嵌濬、隆贞、龙真、林一等。回族。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一日，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金滩镇一个士绅家庭里。父亲郭荣桂，是个读书人。郭隆真自幼天真热情，性格刚强。但母亲对她管教很严，经常用封建礼教那一套来限制她，只教她学些料理家务的事。她哥哥进学堂读书时，她只能留在家里随父亲识字。父亲看她聪明好学，常给她讲花木兰、梁红玉等女英雄的故事。郭隆真受到鼓舞，要求上进，在父亲的支持下进了学堂。她很用功，先后学习了五六年，就能写出言之成理的文章。父亲很高兴，常诙谐地说：“可惜淑善是个女性，要是个男儿，价值就大了！”郭隆真听了很不服气，低声嘀咕道：“女的又怎样，也不比男的矮半截!”
清朝末年，反封建、反压迫的新思潮风起云涌，封建礼教受到冲击。郭隆真是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敢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但她母亲仍恪守封建的陈规旧俗，一看到隆真的大脚板，就觉得伤风败俗，因此常常板着脸叫她裹脚，总是说：“一个女孩家，人长大了，这双大脚板那有人要!”郭隆真却回答说：“像您那样好吗？裹一双小脚，走路都不稳，还想再让我去受罪呀!”母亲又强迫她，她就一面撕碎了裹脚布，一面哭闹说：“脚是用来走路的，不是给人家看的!”妈妈还不让步，她就以不吃饭、不喝水来反抗。父亲看到这种情形，也劝她母亲说：“她不愿意裹脚就算了，何必为这事惹得您娘俩都生气哩!”以后又直截了当地说：“谁愿裹就去裹好了!我家的闺女由她自便。”心软的妈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妥协了。就这样，郭隆真斗争胜利了。
郭隆真不仅自己不裹脚，还到处宣传不裹脚的好处；不仅在本族中登门动员说服，还转向社会，跑到集市、庙会上去宣传。她编了个名为《七十二糊涂》的歌谣教妇女唱，开头几句是：“大姐绣房常啼哭，妈妈呀你好糊涂。双脚缠得麻酥酥，走路做活真受苦，妈妈呀你好糊涂。……”她的宣传，正迎合了社会的潮流，当时不少的妇女放了脚，但富人家的妇女接受不了，有的在暗地里七嘴八舌的议论，有些甚至在背后编了歌谣讽刺她。而郭隆真并不理睬这些，继续宣传，毫不松懈。
一九〇九年，在新思潮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兴办新学之风甚盛，但大名县却按兵不动，到处是私塾，教的还是《四书》、《五经》老一套，封建主义的文化仍然牢牢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郭隆真家却敢于向封建传统挑战，敢于独树一帜。郭隆真的父亲出面主持，以郭淑善的名义在自己家中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并特地写了“元城县①第一女子小学堂”的大匾挂在门口。办学的一切经费由郭隆真家自备，对学生不收费。共招收了二十多名学生。课程是国语、算术、修身、历史等。当时才十五岁的郭隆真担任教员。她除了教书外，还宣传男女平等，动员妇女放足，并且教唱反封建的歌谣。每逢阴天下雨，道路泥泞难走，她便亲自登门接送学生，感动得许多家长不得不放弃封建杂念，支持女儿学习。她为了扩大反对封建礼教的宣传，使更多的姐妹放足，还带着学生到集市上贴标语，到戏楼
舞台上讲演。她家这所女子小学堂，曾受到社会上一些守旧者的讥笑、讽刺，她不但不泄气，反而更加坚定不移。为了战胜腐朽透顶的旧势力，她干脆带着学生到大街、路口张贴招生启事，无论回汉学生，来者一律欢迎。人们景仰郭隆真父女的先进思想，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毅力。
这所新生的女子小学，虽然引起大名县各界人士的重视，但并没有正真获得官方的正式承认。恰巧，就在这年的冬天，直隶省学台到大名县检查教育，对该县老一套的做法非常不满。并要惩罚县官。后来他发现金滩镇办了个新型的女子学堂，这才抵消了县官不办新学的过错，还对郭隆真予以“特别嘉奖”。随之，将这所女子学堂搬到县城，命名为“红石桥女子高小”。一九一三年，郭隆真被选送到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一九一七年，郭隆真抗婚一事，曾轰动了大名府。原来，在她十三岁时，由家庭包办给她订了所谓门当户对的婚姻。男方家是个有财势的大户，儿子是个独生子，年龄比郭隆真小得多；他家要求早成亲，娶过门去料理家务。郭隆真的母亲认为，闺女能治家就行了，没有多读书的必要，因此也同意尽快地办完这桩婚事。郭隆真对此十分恼火，她曾几次写信给父亲，说明时势在变，世道在变，包办婚姻也要变；还以不能中途辍学为理由，恳求解除婚约。但在那个时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想解除婚约是不可能的。为了躲婚，郭隆真长期住校，假期也不回家。不久，她父亲去世，男方家抓紧催促，要求立即成亲，否则要解除婚约。母亲怕伤风败俗，赶快让儿子写信，伪称自己病重，骗郭隆真回了家。男方家催着过门，还威胁说：“再不成婚，就要让郭家吃官司。”郭隆真想：如果答应了，就会断送自己的一生；拒绝了，母亲会生气出问题。为了解脱母亲的责任，她把愤怒埋在心底，答应由她自己去应付这门亲事。
结婚那天，花轿临门，郭隆真这个做新娘子的，不梳妆不打扮，仍然穿着她那套学生装——月白色上衣、一条黑裙子，准备出阁。尽管亲友们劝她更换新装，她也不听，大伙让她坐花轿，她也不肯，而是乘船前往。到了男方村头，落脚换坐花轿时，她硬掀起轿帘，坐了个“亮轿”。一进男方家门，她推开前来扶新娘子的人，自己大大方方地走进上房，坐在正中间，面向前来贺喜的人们义正辞严地讲起话来。她控诉了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包办婚姻，宣传婚姻应当自主。……这下子把在场的客人们都惊呆了。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杨家娶来个洋学生，像个疯子。”还有的骂她“败坏了郭家的门风”。娘家来送亲的人也感到很尴尬，便偷偷地溜走了。郭隆真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视若不见，听若不闻”。不久，她便离开杨家，回天津女师继续上学去了。从此，她决定与封建家庭决裂。
五四运动前夕，天津在帝国主义的蹂躏下，处在黑暗的深渊。外国人以太上皇自居，作威作福，军阀官僚不管人民的死活，加紧压榨，市场上洋货充斥，民族工商业日渐凋敝；学生有失学的危险，劳动人民生活更加悲惨。郭隆真看到这些，感到痛心。她所在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是当年全省女子最高学府。但天津的爱国浪潮刚兴起时，就没有波及女师；厚厚的围墙，把她们与外界隔绝了。郭隆真厌倦了那种修道院式的教育，无心再读书了，曾对妹妹郭淑文说：“从家中到天津，如同从一个深渊到了另一个深渊”，“如今国难当头，政治腐败，，我们无聊地活着干什么？不是当亡国奴，就是舍生取义。宁愿舍生取义，也不当亡国奴！”为了探求真理，她认真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照亮了郭隆真的心，她和许多进步青年一起，开始走上了革命救国的光明大道。
五四运动汹涌澎湃，郭隆真怀着一腔热血，挺身而出。她倡议成立妇女爱国团体，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五月五日晚上，她首先召集女师各班积极分子，研究了如何组织妇女参加爱国运动问题。五月六日下午，她又主持召开了全校各班代表会议。早已毕业的老同学刘清扬、女师附小教员李毅韬等人，都闻信赶来参加。郭隆真在会上揭露了帝国主义、军阀卖国政府的罪行，列举了一些国家的人民群众沦为亡国奴的沉痛教训，提出了“爱国不分男女，救国不能后人”的口号。她还郑重地说：“现在国难当头，妇女应当从深渊中跳出来，冲破封建束缚，救国救民。”她的讲话慷慨激昂，很有鼓动性，致使会场上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就连平日沉默寡言的女学生，也都非常激动。接着，各班学生代表、张若名、郑季清及女师附小教员李毅韬等，都纷纷起来发言，大家一致赞成郭隆真的提议——组织妇女爱国团体。会议决定，联合中西女中、高等女校、普育女中、竞存女校、贞淑女中等学校共同进行斗争。会议还决定，要扩大团结妇女的范围。妇女爱国团体成员除女学生外，家庭妇女、女教师等都能参加。从此，天津女校的教师、学生们都发动起来了，筹备工作搞得热火朝天。五月二十五日，在天津义仓街江苏会馆召开了“天津女界爱国会”成立大会，与会会员达六百多人。其中有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有十三四岁的女学生。会上，群情激奋，大家一致表示，以坚强不屈的精神，向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政府展开不妥协的斗争。会上公推年龄较大的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推举张若名为评议部长，郭隆真、为讲演队长兼评议委员，郑季清、王天麟为总务委员。
“天津女界爱国会”初期的活动，主要是向妇女进行爱国宣传。郭隆真、负责组织讲演。刚开始时，由于封建习俗的束缚，妇女们只好有计划地在四城区设讲演台，号召各界妇女届时前往听讲。讲演内容，主要是抗日救国，日货，介绍朝鲜亡国后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等。当时提出的爱国口号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签凡尔赛和约”、“取消二十一条”、“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不作亡国奴”、“提倡国货”、“日货”等。后来，又进一步宣传“争取民族独立、自由”、“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要求妇女解放”、“男女社交公开”、“婚姻自由”、“保护母性”、“爱护儿童”等问题。郭隆真、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轮流带头到各讲台去讲演，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讲演队为了深入进行爱国教育，还时常到一些比较偏僻的地区，挨家挨户地访问宣传。为了扩大影响，女界爱国会还与学生联合会密切合作，联合举行爱国大会和。六月十八日，由三十多个团体共同组成了“天津各界联合会”。从此以后，女师学生和男校学生们一样，走向街头演说，还演出话剧《木兰从军》，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刘清扬在回忆当时情况时曾特别指出：“郭隆真的讲演，语气极为沉痛，激动人心。她的讲演在群众中的影响慢慢的变大，她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郭大姐’。”
五四运动迅猛发展，天津反动当局气急败坏，派出军警，进行。同时，他们还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诬蔑参加运动的回族青年学生是“叛教徒”；并散布什么“天下教友（）是一家”、“回汉青年在一起是‘回汉混杂’”等等，妄图分化回汉青年的团结。同年八月五日，山东镇守使、亲日派头子、回奸马良，为爱国，在济南逮捕并杀害了救国会会长马云亭、朱春祥和朱春焘三位领袖，还有一批爱国青年和群众。山东派出代表到天津，向天津各界联合会报告了山东救国运动遭受打击的惨景，要求给予支援。郭隆真和刘清扬等回族进步青年闻悉后，决定揭露回奸马良的罪行，用以教育回族同胞。她们在回族群众大会上愤怒地指出：“说什么‘天下教友是一家’。为什么身披‘教友’外衣的马良，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领袖马云亭等人？这分明是欺骗人民的，是挑拨回汉团结的大阴谋。”们认清了马良卖国贼的丑恶嘴脸，仇恨难平。郭隆真、刘清扬等因势利导，带领群众奔赴寺，砸碎了由回奸马良亲手题写的“独一”的匾额，表示和回奸划清界限。与此同时，天津各界联合会推选了代表，协同山东代表进京请愿，要求惩办枪杀爱国人士的刽子手马良，以平民愤。郭隆真、刘清扬等十人被选为天津的进京请愿代表。八月二十三日早晨，天津、山东和北京的代表云集在门前请愿，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惩办马良，要求爱国自由。徐世昌拒不接见，门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请愿代表一天未能进去。太阳西沉时，突然来了大批军警和便衣，冲开人群，将郭隆真、刘清扬、瞿秋白等二十五名请愿代表全部逮捕。代表们不顾一切奋力挣扎，大声呼喊：“人民爱国无罪！为什么逮捕我们?”“山东马良枪杀爱国人民，政府为啥不惩办他，反而逮捕请愿代表?”“人民爱国何罪之有?”反动军警特务等无理可言，蛮横地将代表们推上警车。在押送京师警察厅拘留所的路上，郭隆真等毫无惧色，她大声责问反动派：“爱国有何罪？能有人卖国，就不许有人爱国吗？”这是全国人民对军阀政府的质问，那帮卖国贼及其走狗们惊吓得浑身颤抖。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郭隆真等代表被拘禁，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与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进京请愿代表被捕的消息，激怒了京津和各地爱国人士。连续几天，京津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国各地纷纷通电谴责北京政府的反动行径，强烈要求惩办杀人凶手马良，并立即释放被捕代表。爱国运动的浪潮势不可挡，北京反动政府惊恐万状。这时，周恩来受大家的委托来到北京，与反动当局进行说理斗争。反动当局理屈词穷，不得不在八月三十日将被捕代表全部释放。九月二日，郭隆真等请愿代表和周恩来一起乘车回天津。郭隆真和周恩来、郑岩、张若名等坐在一起，利用短暂的旅途时间，专心致志地交谈“五四”以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今后怎么办，是当时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郭隆真果敢地提出：“今后的斗争越来越深入，男女同学必须联合起来，‘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会’应该更紧密地合作，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核心。”这一主张立即得到大家的赞成，特别是受到当时天津学联负责人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比学联更紧密的团体；同时应出版一个刊物，开展宣传工作。郭隆真等都一致拥护，内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
九月十六日上午，在草厂庵天津学生联合会的办公室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新团体的组织机构和出版刊物等问题。由周恩来拟草，通过了十项决议。决议规定：该团体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出版的刊物取名“觉悟”，该团体即称“觉悟社”。《觉悟》的内容：一、取一同研究的态度，发表一切主张；二、对于社会一切应用的生活，取评论的态度；三、介绍名人言论、著作和演讲；四、灌输世界新思潮。①由于大家积极努力，充分准备，“觉悟社”很快即在天津正式成立。郭隆真、、刘清扬等都是觉悟社的重要成员，经常在一起议论、研究新思潮，成为“五四”爱国运动在天津的中坚力量。
一九一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李大钊应邀专程到天津给觉悟社讲演，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对郭隆真等敢于打破封建隔阂，男女同学合作，组织起来出版《觉悟》等非常赞许，热情鼓励，并指示他们认真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上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李大钊还给她们讲了《庶民的胜利》这篇文章，指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正是伟大导师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革命的结果。因之，觉悟社的们获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知识。另外，钱玄同、刘半农等进步教授，也都先后到天津给觉悟社作过讲演，对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都起了积极作用。
爱国方兴未艾，郭隆真等请愿代表虽被释放，但要求惩办马良的目的并未达到，斗争还要接着来进行。觉悟社成
立后两天，山东的代表团六人，冲破当地军阀的阻拦，到达天津，找他们联合。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一些地方学联代表，建议十月一日举行全国性的大请愿。于是，郭隆真再次被选为天津代表之一，与山东代表赴京，会同全国各地代表，一齐到新华门请愿，要求严惩爱国运动的军阀，坚决保护国家主权。总统徐世昌闭门不出。郭隆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登上门前的石狮子，历数反动政府卖国和压迫人民的罪行，痛斥徐世昌是卖国贼。军警特务们疯狂地上前撕打，郭隆真痛得汗流满面，她一面进行反抗，一面继续揭露反动政府的罪行。在场的群众，非常敬佩她的英勇，纷纷上前保护她。到晚上十点钟，反动政府制止不了学生的爱国行动，又一次派出大批军警逮捕了郭隆真等三十二位请愿代表。直到十一月上旬，又经各界人民的抗议，被捕的全部代表才获得释放。
郭隆真出狱回天津后，又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十一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福州公然屠杀我国学生和军警，制造了“福”。全国各地爱国团体纷纷对日本使馆提出抗议，同时日货运动也随之更激烈。十二月二十日，天津各界在南开广场召开，焚烧日货。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学生联合会调查到“魁发成”商号私藏日货不报，便组织学生前往检查。商号老板竟勾引日本人，殴打了检查日货的学生，当场引发纠纷。反动警察厅不但不惩办打人凶手，反而殴打和逮捕请愿学生和各界代表二十多人；接着，又封闭了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布这些爱国团体“一律解散取消”，使全城陷入之中。
面对敌人的疯狂，周恩来和郭隆真、等觉悟社成员一起，发动组织群众，和反动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月二十七日，在周恩来领导下，觉悟社主持召开了万人参加的，爱国群众高呼“救亡!爱国!牺牲!猛进!”会后，举行了。觉悟社还决定，于一月二十九日全市统一行动，举行大规模的请愿，包围省公署，提出取消中日军事协定，恢复天津学联等四项条件。根据以往的斗争实践，觉悟社的们估计到这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斗争，大家做好了被捕、坐班房的思想准备。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天津各界群众一千多人聚集在直隶省署门前抗议，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名四人为代表，并启封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省长曹锐被爱国群众吓得心惊胆寒，龟缩在里面不敢出来，双方陷入僵局。
当时，省署大门紧闭，但在门槛下面有个离地一尺多高的空隙。于是，郭隆真等三人随同周恩来，一齐从门槛下面挤了进去，要找省长说理。里面的军警早有准备，立即将他们逮捕。反动军警押着他们从省公署大门出来，他们一齐高呼：“同胞万岁！”“学生万岁!”请愿群众见四名代表被捕，就不顾一切地冲向省公署大门，痛斥曹锐无理爱国运动，要求立即释放四名代表。反动军警穷凶极恶，举起枪托，拿起皮鞭，向人们身上、头上乱捣乱抽；有的还用水龙头向请愿队伍喷射。一刹那，有五六十名男女学生受了重伤，受轻伤和被冷水浇病了的更不计其数，造成了天津一次最大的流血惨案。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对反动当局倍加愤慨，斗争浪潮更加猛烈。
郭隆真等四人被带到反动政府的营务处，一周以后，又被送到警察厅拘留所。她们知道周恩来等二十几位代表就关在近处，但不能会见。大家坚贞不屈，先后进行了反锁门和绝食斗争，逼得反动当局不得不同意男女同学自由往来。于是，他们在狱中组织游艺活动，还坚持学习英语、数学、历史等，互相帮助，亲如手足。
四月五日，各界联合会组织了二十四人到警察厅，要求替换被捕的二十四名代表坐牢。这一要求虽未实现，但终于争得了探望被捕代表的权利。郭隆真、张若名见到了分手数月的亲密战友等时特别高兴。她们互相勉励，监狱内外一起努力，密切配合，推动了全国群众运动不断发展。
两天后，郭隆真等被移送到敌检察厅。四月十一日，是郭隆真的生日。这一天她病了，周恩来等通过说理斗争，迫使狱方同意他们到女囚室探望郭隆真。周恩来带着男同学们的深情厚谊，拿着一面镶着国旗的镜子，送给病中的郭隆真做贺礼。郭隆真手捧贺镜，感动得热泪盈眶，她不顾病情，和周恩来畅谈革命的宏图大志。最后她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们写了一封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短信：
“蒙你们诸位祝贺我的生日，我实在感谢，一鞠躬！劳你们诸位的精神，做了个纪念品，再鞠躬!使我的精神愉快，信心更足，三鞠躬!”
六月二十日端午节的下午，郭隆真、张若名两人到男同学那边，一同举行娱乐和会餐。
从七月六日起，敌审判庭开庭审判，郭隆真、张若名和周恩来、于方舟同属一案，被诬为“聚众骚扰”。他们义正词严地提出反驳：各界群众选出的代表，进入省署要见省长，怎么叫“聚众”呢？在省署等候接见，又算什么“骚扰”呢？问得法官无话可说，旁听的群众拍手称快。
郭隆真和周恩来等在狱中坚持斗争了半年多。由于天津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七月中旬，他们二十四人全部出狱。天津学联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为欢迎被捕代表胜利归来，特地举行了盛大的慰问活动。在天津各界群众欢迎会上，周恩来和郭隆真等代表，胸前都佩戴了人民赠送的“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耀眼的大红花。会后，一家照相馆主动给代表们免费照了相。这张照片现在还珍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胸前戴花的郭隆真和张若名站在前面第一排。
郭隆真三次被捕，在敌人面前毫不畏惧，表现了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代表着觉醒起来的广大中国妇女。
五四运动后，郭隆真与封建家庭脱离了关系，抱定了献身祖国、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当时爱国的青年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都感到自己责任重大，同时也感到自己能力欠缺。为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许多进步青年受国外革命的影响，要求到海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赴法勤工俭学者已先后去了十四批。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郭隆真和周恩来、张若名等一百九十余人作为第十五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乘法国邮船“阿特货尔兰篷号”，离开上海，踏上了赴法留学的航程。
刚到法国，困难很多，食宿、工作都没有安排好，大家有些着急，郭隆真也为此悬心，但她觉得只要开步走，就不怕没路走。因之，她积极和大家研究办法，到处奔走联系。不久，他们陆续找到了仅能糊口的工作。郭隆真和两位女同学被分配到巴黎郊区的云母加工厂做工。她的工作是开机器，终日站立，手脚不停，劳累一天，浑身酸痛，但郭隆真却没有把困难看在眼里，她自己衣着俭朴，生活清苦，经常吃的是炒洋白菜就面包，穿的是从家里带去的中国式衣裳，住的是最便宜、最简陋的房间。后来，她把节省下来的钱供给张若名去读书，不要她再做工。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使同学们都很敬佩。
在法国，郭隆真亲身受到法国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深深体验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黑暗，就更加信仰马克思主义。
后来，郭隆真和张若名、蔡畅、向警予、熊季光、李志新等都在法国蒙达尼女子中学学习。该校副校长沙博，是法国社会党人，比较同情勤工俭学的学生。因之，她们除学习法文外，还可以阅读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法国人主办的《人道报》、《时报》和《平民报》等。
勤工俭学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为了寻求真理，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郭隆真不畏艰苦，贪婪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刚开始时，她对法文还很生疏，就捧着字典，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查译。虽然阅读如此困难，但她只要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法文书籍，就如获至宝，认真阅读。
她好学不倦，爱研究问题，好独立思考，平时态度沉着、温和，不大爱说笑，但在研究学术问题时，总是兴致勃勃，话语滔滔，显得很活跃。
为了宣传真理，扩大革命影响，郭隆真和张若名每晚不顾疲劳，逐字逐句地翻译《剩余价值》和《阶级斗争论》，经常工作到深夜．每译完一篇，她们就立即送给周恩来，请他审校和修改。周恩来十分支持她们的工作，认真而又及时地帮助她们审稿、定稿。郭隆真取回书稿后，马上自己动手刻钢板油印，直至装订成小册子，寄回祖国。
郭隆真刚到达法国时，在那里勤工俭学的学生已有一千五百多人，他们的管理机构是“华法教育会”。按规定，该会是给勤工俭学学生安排入学、代找工作以及解决生活困难的。可是，一心盗窃“教育家”桂冠的李石曾和投机取巧的元老吴稚晖掌握了该会的实权。他们不仅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还勾结当时北京政府驻法公使陈箓贪污国内寄给勤工俭学学生的捐款，致使半数以上的同学陷入做工不得、求学不能、生活无着落的困苦境地。因之，引起了学生们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郭隆真积极地参加了斗争，而且还把“华法教育会”虐待勤工俭学学生以及大家奋起反抗的情况，写信、写文章寄回国内，争取战友和亲友们的支持。特别是当她听到李石曾、吴稚晖勾结驻法公使陈箓打击和迫害勤工俭学学生们的消息以后，心急如火。她很激动地对同学们说：“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海外，为的是寻求真理，拯救垂危的祖国。万万没想到，在异国他乡也逃脱不了反动政府的打击和。”她又强调说：“只有万众一心，铲除弊政，方能挽救中国!”当时，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不能维持生活，已有人被遣送回国，其他人的生活仍无保证；特别是举目无亲的少数女生，生活更为悲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郭隆真愤然切指，写了“”、“泪书”，并写了“乞援书”，和申述饥寒交迫情况的报告，以示抗议反动当局。她在“乞援书”中写道：“吾国各界仁人君子，请速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隆真饿!隆真冻!隆真的冻饿，只是全人类间一分子之冻饿，何足轻重。不过，隆真推想，世人不愿见不人道之悲惨发现在二十世纪新世界人道的呼声里!请维持人道!施一粥半缕，以救隆真饥寒交迫、身葬异乡之惨!”郭隆真的“”和“泪书”，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寄给当时的《时事新报》。十二月二十二日，《时事新报》全文登载，并加了按语。
在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在旅法勤工俭学中，郭隆真与周恩来相处多年，周恩来对郭隆真的思想和品质很熟悉，对她不怕艰险、不知疲倦、积极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经常予以赞扬。为了鼓励和帮助她更好地树立革命思想，使她尽快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周恩来不顾工作任务繁重，常去看望她，向她介绍国内外的政治形势，讲解马列主义真理，交流学习和斗争心得。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法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受到很大鼓舞。一九二二年六月，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在欧洲把各地小组组织起来，在法国组建了中国少年。同年八月，经中央决定，又成立了中国旅欧总支部。
有一次，周恩来找郭隆真作了长时间的交谈。他从满清王朝到辛亥革命，从历代农民起义到五四运动，从十月革命到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作了精辟的分析。这次谈话使郭隆真受到深刻的教育。她认识到：中国几千年来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爱国运动，最后都归于失败，其根本原因是缺乏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来领导。苏联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有列宁领导的苏联。要拯救中国，必须由中国领导人民起来革命。于是，她决心接受党的考验，使自己成为一名员。
根据郭隆真的一贯表现和进步要求，一九二三年，经周恩来、尹宽介绍，先加入了中国少年，后经旅欧总支部决定，吸收她加入了中国，这对隆真是个莫大的鼓舞。她忠心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勤工俭学期间，她同旅法学生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还积极参加了两次群众运动。
一九二四年秋天，党组织派郭隆真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虽然只学习了半年，但她亲眼看见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阔了眼界，对革命问题的认识更全面、更深刻了，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了较深的体会，增强了她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一九二五年夏天，郭隆真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肩负着党和民族的期望回到祖国。党组织考虑到她比较熟悉北方的情况，在青年学生中有威信，就分配她到北京工作。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京市成立了特别市党部，由员和共同负责领导工作。郭隆真到北京后，协助市党部妇女部开展工作，任妇女委员会的委员，负责对城内外各大学校进行宣传并联系女学生的工作；同时还负责接洽西郊香山慈幼院党的地下工作。她忠诚热心，胆大心细，任务完成得很好。她在北京大学进行宣传时，曾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革命理论，启发诱导北大女生张挹兰，使她懂得了革命道理，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为妇女运动英勇献身。
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后控制了北京，他对人的革命活动恨之入骨，一方面对北京加紧封锁，另一方面派大量军警密探，跟踪逮捕人，打击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不久，北京《京报》、《晨报》两大报社的主编被杀害；许多进步教授、学生被逮捕，北京顿时陷入严重的之中。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郭隆真不顾个人安危，勇敢而又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掩护革命工作，她受命在西城主持创办了一所“缦云女校”。这是一所学习技艺的中等专业学校，共招收了二十多名学生。她的公开身份是负责行政工作，也兼任一些课程，但主要是以联系业务的名义，与城内外各大学及香山慈幼院的地下党进行联络，秘密地开展革命工作。
郭隆真还负责市党部妇女部主办的《妇女之友》杂志，《妇女之友》是月刊，除宣传妇女解放、抨击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外，更重要的是宣传我党妇女工作的方针。有时还开辟专栏，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社会问题，号召知识分子劳动化等。《妇女之友》的言论，代表了广大妇女的要求和呼声，文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在当时妇女界中很受欢迎，但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当该刊物出版三、四期时，被反动当局查禁，在北京不能继续出版。于是，郭隆真便每月把编好的稿件送到天津去付印。为了节约开支，她自己加班加点担任校对。印好后，便用大网篮装起来，伪装行李，带回北京去发行。这是个非常冒险的做法，但郭隆真却大胆而细心地来去自如，圆满地完成印刷、发行任务，直到大革命失败后，才被迫停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至今还珍藏着大革命时期出版的《妇女之友》杂志。它是郭隆真等烈士当年在北京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见证。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等惨遭反动派杀害之后，北京城里风声很紧。郭隆真明知处境危险，但她镇静自若，继续坚持斗争。有一天，天刚蒙蒙亮，“缦云女校”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原来是女同学张挹芬来报信。她说：“情况紧急，赶快转移。”郭隆真连忙告诉在校住宿的韩幽桐等，要他们先走，去通知党员疏散隐蔽。她自己留下整理文件，对付敌人的搜查。结果，许多都安全转移了，郭隆真却为了隐藏、转移党的文件而耽误了时间，不幸被敌人逮捕，关进陶然亭第一监狱。
郭隆真在狱中不畏惧，不妥协，继续坚持斗争，鼓励同狱难友的斗志，还向看守人员宣传爱国反帝的道路，启发他们觉悟。不久，看守她们的女狱卒开始同情她们，后来成了郭隆真等从狱中向外传递信息的义务交通员。敌人在郭隆真身上既未查到证据，也未得到口供，竟然强行判处了她十二年徒刑。韩幽桐去探监时，隔着铁栅栏，见郭隆真身穿囚衣，挂着囚犯的号码条子，面容很憔悴。韩幽桐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不禁失声痛哭起来。郭隆真却安慰她说：“你这孩子，别这样，这算得了什么。不要伤心？”一年以后，经党组织多方设法托人作保，才将她营救出来。
郭隆真出狱后到了上海，在党的地下工作非常秘密的情况下，找到了，接上了组织关系，暂时住在党中央直属机关，等待接受新的工作任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党组织考虑到郭隆真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是久经考验的党员，就派她去东北搞工人运动，她欣然受命。到东北后，满洲省委派她到哈尔滨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以家庭妇女的身份出现，和早在那里工作的一个叫“法国李”（即李振岐，又名李梅五，原为法国华工）的人接关系，配合他开展工人运动，住在三十六棚偏脸子八道街二十九号院。
三十六棚总工厂，是一个具有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工厂。五四运动前后，曾举行过四次大罢工。郭隆真刚来到这里，有些工人因为不了解她，不愿和她接近。郭隆真便经常深入到工人家中，和工人家属一起洗衣做饭，缝缝补补，一面干活，一面交谈，很快就和群众建立了感情，有些工人也主动到她家串门。她很关心工人们的疾苦，经常明白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有时，也常在晚间悄悄地向他们介绍苏联的情况和“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情况，要他们团结起来，为改变工厂现状而斗争。她讲得头头是道，通俗易懂，工人们心里像开了一扇天窗，亮堂多了。
郭隆真丝毫没有知识分子架子，很快取得了工人们的信任。为了交流情况、讨论问题、组织斗争，她每天从早晨一直工作到深夜，生活上也很艰苦。工人们经常关心地劝她保重身体，她总是微笑着说：“不要紧，我身体好，顶得住！”
郭隆真到满洲省委不久，到东北任满洲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反动政府挑起“中东路事件”。①
①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反动派在美英帝国主义指使下，破坏一九二四年的中苏协定，掀起了反苏的高潮，命令解除中东铁路的苏联籍局长、副局长和各处处长的职务，夺取了中东铁路。同时，迫使苏联外交和商务人员停止在中国境内活动。同年十月，反动派在武装挑衅失败后，被迫派代表到伯力（哈巴罗夫）谈判，规定仍按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办事，至于中东铁路争议问题和其它问题，另由双方会议解决。
派郭隆真到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她一面组织工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亲自编写、刻印传单，揭露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挑起这一事件的阴谋。不久，当局在武装挑衅中失败，与苏联签订了《伯力协定》后，竟然大批裁减工厂中的工人（这中间还包括许多工龄较长的老工人），换上了从苏联逃亡到我国来的白俄，造成许多中国工人失业。在满洲省委领导下，郭隆真和工人们研究，组织了两个反裁工斗争的团体；一个是“失业工人复工团”，组织失业工人向铁路局督办公署、哈尔滨特别区长官公署、铁路局机务处做斗争；另一个是“失业工人后援会”，发动未被裁减的工人积极援助复工斗争，并登报发表相关声明，散发传单，揭露反动当局的裁工阴谋。郭隆真曾指出：“反动派企图挑起工人对苏联的不满情绪，把工人被裁减归罪于苏联。他们这是为了达到反苏的目的，而不管广大失业工人的死活。”工人们认清了问题的实质，与反动当局展开了顽强的斗争，终于取得了反裁工斗争的胜利。三十六棚总工厂一百八十多名失业工人最后全部复工。
郭隆真还领导工人进行了推翻黄色工会建立赤色工会的斗争。早在一九一八年，三十六棚总工厂就建立了“工业维持会”。因没有党的领导，逐渐被反动当局控制，变成了一个官办的工会。他们向工人敲诈勒索，贪污盗窃，欺压工人，干了许多坏事。工人们强烈不满，曾几次掀起推翻“工业维持会”的斗争，但由于“工业维持会”倚仗敌警察管理处长当后台，工人们几次斗争都失败了。郭隆真和工人们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感到与黄色工会的斗争是相当艰巨复杂的。不仅有来自反动当局的，并且还有来自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干扰破坏。“法国李”就是个混进党内的托派分子。他处处与郭隆真作对，公然唱反调，不执行党组织的指示，主张改良“工业维持会”，还企图争夺领导权。李的论调，当时也确实迷惑了一部分工人，他们在工人中拉帮结伙，制造分裂。
当时，摆在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是取消革命斗争，对黄色工会无限制的让步，向敌人投降；二是坚持斗争，发展工人运动，组织和扩大党领导的工人力量，建立赤色工会。郭隆真坚定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她清楚地认识到“法国李”_的机_ 会主义错误，已经给工人带来很大危害，决不能再对他迁就、妥协，必须站在工人一边与其进行坚决的斗争。
郭隆真始终不渝地执行党的工运路线，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他们辱骂三十六棚总工厂为“窟”，并几次派暗探、流氓到厂里捣乱，但都避到工人们的抵抗。郭隆真冲破各种干扰和阻力，继续领导工人积极筹建赤色工会。
旧历年关到了，工人给隆真拜年的特别多，郭隆真热情地接待大家，并利用群众喜爱的打牌活动作掩护，同大家商量如何接着来进行斗争。有几个年轻工人，主张用打群架的方式，将“工业维持会”砸掉，并狠揍坏头头肖世平一伙。郭隆真要大家沉着冷静，并指出：三十六棚总工厂过去搞过多次反抗，但都失败了。其原因除了反动派的，就是工人弟兄内部还不团结。接着，她又耐心地向工人们讲团结起来成立工会的重大意义，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和支持。直到深夜，大家还围坐在火炉旁，专心地研究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春节过后，郭隆真戴上了皮帽子，冒着凛冽的风雪，到处奔走，发动群众筹建赤色工会。她又召集了各分厂的十几名工人代表，开会制定了活动计划，遂将其亲自写好筹建新工会的公告分别贴在各分厂门口。公告一贴出，工人们都围上来观看，各分厂发起人立即向工人们发表演说，号召大家签字报上自己的姓名去参加新工会。工人们积极做出响应，三天内签名者即达八百九十余人。
在郭隆真等的指导下，立即召开了各分厂全体会员大会，选出了十五名委员，工会正式成立，定名为总工厂（工人）委员会。青年工人张明德被选为主席委员。
新的工会成立了，郭隆真立即以总工厂委员会的名义写了十一张公告，除在厂内张贴外，还致函铁路局督办公署及东北三省特别区长官公署等。同时，新工会还广泛联系群众，真心实意地为工人服务，关心群众疾苦。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广大工人的心，真正成为工人斗争的核心，并在工人群众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然而，“工业维持会”坏头头肖世平和“法国李”等却怀恨在心，遂相互勾结，进行疯狂的反扑，极力诽谤新工会，诬蔑新工会积极分子是“”，还威胁说：“你们那个工会就攥在我们手里，我们叫它垮它就垮。”后在他们的破坏下，新工会的个别委员，更不可思议的是个别工人党员（如葛凤鸣）也被拉了过去。这时，“法国李”的机会主义面目已暴露无遗。郭隆真一面同他进行斗争，一面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党组织认为李振岐（即法国李）的问题十分严重，向他提出了警告。李对自己的反动行为不仅毫无悔改表现，反而对郭隆真威胁说：“将来我这一派获胜了，我要枪毙你！”郭隆真毫不动摇，针锋相对地与其进行斗争，保卫了新工会。不久，满洲省委将这个托派分子清除出党，扫除了工人运动前进中的障碍。
这时，三十六棚总工厂党组织突然遭到破坏，一切工作转入地下，新工会随时都有被封闭的危险。为了应付有几率发生的突然事变，郭隆真运用她长期作秘密工作的经验，英勇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并和工会委员们做好了被捕和牺牲的准备。他们一面疏散了一批，一面教育留下的和广大工人群众一起坚持斗争。
与日俱增，在郭隆真住宅周围常常有身穿便服挺胸腆肚的人来回走着，也有不相识的人忽而上前敲门……从种种迹象来看，反动当局要更多逮捕革命者了。满洲省委考虑到当时环境险恶，曾多次让郭隆真转移，但她却说，工作已经有了新的开端，不能放弃，要求留下工作。因她与工人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工人日夜轮流值班保卫她的安全，使反动派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反动军警密布三十六棚总工厂，一心想抓到郭隆真，她被迫经常转移住处，时而化装成教师，时而化装成工人家属，但仍有随时被捕的危险。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满洲省委决定郭隆真转移，于是郭隆真于一九三〇年三月离开哈尔滨，转移到了沈阳。
郭隆真在哈尔滨三十六棚总工厂虽然只工作了一年多，但工作成绩是显著的，得到了上级党的肯定。当时担任满洲省委书记的，曾肯定地说：“在工作中最积极、在政治上又正确的是大姐。”从那以后，郭隆真被选为满洲省委委员，后任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在省委机关做了一段领导工运的工作。
郭隆真到沈阳不久，调离满洲省委。四月，中央派李子芬去担任省委书记，郭隆真负责辽宁的工运工作。四月十九日，满洲省委又遭到大破坏，省委机关党团员三十余人被捕。四月底，又组织了以林仲丹、杨翼辰（即杨一辰）为首的临时省委。为了迅速恢复满洲省委的党团工作，经组织批准，将王鹤寿从哈尔滨调回沈阳，负责恢复团省委，郭隆真也参加了省委党团恢复工作。因为党团机关均被破坏，他们不能在城里活动。一九三〇年五月二日，郭隆真与当时团省委王鹤寿等六人，在沈阳南郊大南边门外文家坟树林里秘密开会，筹备重新组织党团省委。不料，被沈阳警察局发现。他们误以为在这里开会的郭隆真、王鹤寿等人是前几天一件盗窃案的歹人，便把他们拘捕了。在向城内押送的路上，郭隆真和其他悄悄地编好了供词：“给郭大姐说媒。”到了警察局，他们各自按编好的口供说了一遍，警察局无可奈何，后来取保将他们释放了。此后，组织上考虑到郭隆真不便于再留东北工作，遂将其调离满洲省委，到上海接受新的任务。郭隆真在上海稍事休整后，于一九三〇年秋，组织上派她到山东省委工作，化名郭林一。
一九二八年底，山东党组织在原省委组织部长王复元投敌叛变后，连遭严重破坏。反动当局不断派出便衣侦探，在青岛、济南等地大肆搜捕人，十分严重。一九三〇年秋季郭隆真来山东后，任省委委员。她首先到青岛工作，任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主要是领导工人运动。开始，她在沧口纱厂做女工工作，后来又到敌人控制得较严的大英烟草公司开展活动。过去地下党虽与这两家工厂的工人有联系，但并没有在那里建立党的组织。郭隆真和陈少敏、董汝勤等深入到一些女工家中，倾听她们的呼声，向她们讲述反动派的罪行，并用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的大量事实，启发教育女工们，很快就在纱厂、烟厂发展了一批员。
大英烟草公司是英帝国主义开办的工厂，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如上厕所要领“出恭牌”，下班出厂要搜身检查；工人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的苦工，还经常逼着加班加点，每日工资仅仅三角钱；到了“四霉天”，烟卷易霉，不能多生产，就停工不发工钱；工人生病没人管，时间长了就要被开除；男工、女工之间不准交谈，不准结婚；女工生孩子没产假，旷工三天就得除名。英国资本家还采用“以华制华”的办法来统治和剥削工人。厂里有中国买办，车间有监工、把头，另外还雇用警察和白俄人为其护厂看门，威胁工人。谁得罪了这些人，随时就会被开除。针对这一些状况，郭隆真深入到工人当中宣传革命道理，培养骨干力量，组织大家向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
一九三〇年十月中旬，青岛内外棉纱厂的日本人将工人朱光清折磨致死，还不许大家声张，对外则诡称他是在打包车间被棉纱压死的。郭隆真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和工会人员一起在工人中间活动，指出朱光清是被厂方日本人害死的，动员工人们团结一致，同厂方进行斗争，保证工人的生命安全。同时，还散发揭露厂方压迫、虐待工人的小报。
从此以后，帝国主义、资本家对工会更加仇视，他们和反动政府相勾结，开除工会领导人和工人积极分子，并常用停工的办法威胁工人。工人们在郭隆真等的领导下并来屈服，反抗斗争更加激烈。
敌人对郭隆真又怕又恨，经常派密探跟踪盯梢，企图逮捕她。但工人们却一次一次地主动掩护她脱险。但是有一次，工人林福昌的妻子林杨氏在河边洗衣服，郭隆真去和她谈话，被敌青岛市公安局第五分局陈寄尘侦知，随即对郭隆真跟踪监视。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日，郭隆真到嘉禾路四方村一百号林福昌家里活动，陈寄尘尾随其后，将其逮捕。
敌青岛市公安局对郭隆真进行审讯。郭隆真自称张李氏，从济南来，在青岛并无固定住址，是一个无业游民。敌人本来没有抓住确实证据，一时难辨真假，弄不清郭隆真的真正身份。但敌青岛市公安局在上报案件时说：“自从张李氏被捕后，《青岛红旗》亦随之绝迹，由此认定她是一个宣传、鼓动工潮的‘重要分子’”。郭隆真被押到公安局拘留所时，因为她是重要政治犯，态度又硬，敌人给她戴上了手铐。在当时，这是开了女犯被拘留时戴手铐的先例，郭隆真以拒绝吃饭和梳洗表示抗议。一九三一年，敌人又把她押解到济南第一监狱。
开始一段时间，敌人对郭隆真既不审讯，也不过问，采取从生活上折磨摧残的手段。每天只发给她两个又黑又硬的窝窝头，或是掺了砂子和发了霉的饭团，开水每天也只供给一星半点。不几天，她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得了支气管炎病，咳嗽吐血，在狱中得不到任何医治。
郭隆真在残酷的折磨面前，意志并没有消沉。她向许多难友伸出了友爱之手，体贴入微地照料有病的。她笑声朗朗，使死气沉沉的牢房有了生机。最使大家敬佩的是，在不许看书阅报的情况下，她能够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讲述很多有关政治、哲学知识，讲述一些古今中外农民起义的故事，鼓舞难友们的斗志。
敌人妄想用生活上的折磨使郭隆真屈服，让她说出在青岛的任务，要她写悔过书，但都被她严词拒绝了。敌人使用了各种残酷刑罚，她始终咬紧牙关，忍痛抗拒，坚贞不屈；她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光明磊落、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使执刑的狱吏都表示敬佩，认为实在少见。
反动军阀韩复榘，在对郭隆真严刑审讯、毫无口供的情况下，将其判处了死刑。郭隆真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毫无惧色，她满腔仇恨，用最后的力量，最后的生命，最后的热血，在囚车上呼口号、讲演。她大义凛然地走上刑场，为革命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郭隆真英勇就义至今已五十多年了，她的英雄事迹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记忆中；她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永远被人们称颂。正如她的亲密战友所称颂的那样：“她有火样的热情爱护着国家民族；亦同样以火热的高度憎恨着当时的亲日卖国贼。”“在‘五四’运动中，在她一生的革命工作中，都证明她是一位坚决勇敢、不顾一切专诚不懈的奋斗者。”①